□　李云平

　　發(fā)生于瀘州學士山撫琴臺的“琴臺霜操”即“尹吉甫信讒逐放伯奇”典故，最早可追溯于春秋《孔子家語》。北魏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引西漢揚雄《琴清英》，把“尹吉甫信讒逐放伯奇”典故附記于江陽（瀘州古稱）。然而，《水經(jīng)注》記載尹伯奇在江陽投江處相關地段的地標“綿水口”“中水”“黃龍堆”“大闕”“小闕”，以及清代瀘州城池圖之“救牙沱”具體位置在哪里？時隔《水經(jīng)注》成書近1500年，今天是否還能在瀘州找到相關的地標遺存呢？

一、北魏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考

北魏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清校刊版 卷三十三·第八、九頁原文影印件

　　北魏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在江水篇三十三卷記載了尹伯奇被后母陷害投江的悲催事跡發(fā)生地---江陽的地理特征?！端?jīng)注》明代校刻版原文：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，謂之綿水口，曰中水。江陽縣枕帶雙流、據(jù)江、洛會也。漢景帝六年，封趙相蘇嘉為侯國。江中有大門（大闕）小門（小闕）焉，季秋之月則黃鱗魚處漚也。昔世祖微時過江陽縣，有一子，望氣者，言江陽有貴兒象，王莽求之而撩（獠）煞之。后，世祖怨，為子立祠于縣，謫其民罰布數(shù)世。揚雄《琴清英》曰：尹吉甫子伯奇至孝，后母譖之，自投江中，衣苔帶藻，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，惟（念）養(yǎng)親，揚聲悲歌，船人聞之而學之，吉甫聞船人之聲，疑似伯奇，援琴作《子安之操》。而江水逕漢安縣北，縣雖迫，山川土地特美，蠶、魚、鹽，家有焉，江陽郡治也。故犍為岐（枝）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。

　　譯文：

　　沱江到達江陽縣的大山下進入長江，這個地方稱之為“綿水口”，又稱為“中水”。江陽縣依傍兩條河流，占據(jù)在長江與沱江的交匯之地。西漢景帝劉啟六年（公元前151年），封趙相蘇嘉在江陽為江陽侯，稱江陽為江陽侯國。長江中有“大闕、小闕”（即“大門”、“小門”），秋末季節(jié)，則黃鱗魚聚集在此處吐著水泡。以前漢世祖劉秀微服私訪時，住過江陽縣，后在此生有一子。被察觀天象的人預測，說江陽這個地方有貴兒象（要出皇太子）。篡漢的王莽知道后，搜尋到此貴兒，并把他殺掉了。后來，漢世祖劉秀知道此事，大怒，為其亡子立祠于江陽縣（今方山云峰兒祠），責令江陽縣的百姓數(shù)世只能當布衣，不得參與科舉為官。揚雄《琴清英》記載：尹吉甫的長子尹伯奇十分仁孝，受到后母讒言陷害，（被驅逐于郊野，從南城喪牙腦）自投江中。由于衣服沾著苔蘚帶著水藻，（未淹死）昏迷恍惚中夢見一水仙賜給他美藥，使他想念起了自己的父母養(yǎng)親。（在救牙沱被漁民救起之后），揚聲悲歌。當?shù)氐拇兟犃硕际指袆?，于是跟著學唱。尹吉甫聽到了船人的歌聲，猜測到是其長子尹伯奇之作。尹吉甫持琴作了琴歌《子安之操》。長江干流流經(jīng)漢安縣（今江安縣）北面，漢安縣雖然比較窮困，但是山川土地特美，桑蠶魚鹽家家都有。漢安縣屬于江陽郡管轄治理之地。以前犍為郡枝江都尉劉璋在東漢末即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所設立。

　　文獻考辨：

　　酈道元（約470年-527年），字善長，范陽涿縣（今河北）人，北魏吏部尚書，冀州刺史，進士、地理學家、文學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日本地理學家評價其為中國中世紀最偉大的地理學家?！端?jīng)注》是古代中國一部重要的地理名著?！端?jīng)》原書只有一萬余字，而《水經(jīng)注》則經(jīng)過酈道元全國實際考查，詳細記載了全國一千多條河流及相關歷史遺跡、人文典故、大事件、民俗民謠等，是中國古代最全面、最系統(tǒng)的綜合性地理巨著。

　　北魏時期的“綿水”是指綿遠河的舊稱，又名綿水、綿江。綿遠河匯毗河、青白江、湔江入沱江（沱江古稱雒水、洛水、沱水、汶水、湔水、綿水、中江水等），是沱江的一級支流和正源。其發(fā)源于四川省德陽市西北部綿竹市清平鄉(xiāng)與茂縣接壤的九頂山，南流金堂縣趙鎮(zhèn)，流經(jīng)簡陽市、資陽市、資中縣、內江縣、自貢市、富順縣等，至江陽（瀘州）匯入長江?！熬d水口”又稱中水，指綿水匯入洛水（沱江）注入長江的入口地方，位置在今瀘州館驛嘴與小市之間的沱江口，漲水季節(jié)兩江交匯處涇渭分明?！敖写箝T、小門”，大門指的是黃龍堆（牌坊石）水下的大闕，小門指的是“紫金堆”水下的小闕。有很多黃鱗魚匯聚于此。

瀘州茜草段長江（2024.12.15）實景照及標注

　　酈道元所著《水經(jīng)注》，是他當時經(jīng)過多年認真考查記載全國1252條河流，并以河流為軸線，收錄流經(jīng)城市的人文歷史典故的綜合性地理巨著。從《水經(jīng)注》可以看出，經(jīng)過酈道元對全國河流認真考證，確定“尹吉甫信讒逐放尹伯奇”的歷史典故發(fā)生地不在別處，唯在“枕帶雙流，據(jù)江洛會”的江陽（瀘州）無疑。在六朝時期，通常把長江謂之“江”，黃河謂之“河”，其余支流謂之“水”，所以原文“投江而亡”之“江”，是指的長江，這是該典故發(fā)生于長江邊的依據(jù)。瀘州“琴臺霜操”即“尹吉甫信后妻讒言逐放伯奇”典故簡稱，在清代就是“瀘州老八景”之一。在西漢，尹伯奇所作琴歌《履霜操》已被收錄在國家有關琴譜專著之中流傳至今。

《水經(jīng)注圖》江水篇 南十一卷·西七（大清輿地圖套印本），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，紅色為新添注。

　　酈道元在《水經(jīng)注》中，同時記錄了發(fā)生在江陽的四件重大歷史事件：一是漢景帝六年，封趙相蘇嘉為江陽侯的史實事件；二是漢世祖劉秀微服私訪過江陽時，在江陽生有一子，被察觀天象者測知，后被王莽搜尋滅口，觸怒了漢世祖劉秀，旨令在瀘州方山修建兒祠祀之，并罰江陽人數(shù)世不得參與朝廷科舉考試的史實事件；三是根據(jù)西漢揚雄《琴清英》記載,尹伯奇被后母陷害，投江而亡，尹吉甫作琴曲《子安之操》的歷史典故。四是長江流經(jīng)的江安，當時江安屬于江陽郡管轄。是以前經(jīng)過了東漢犍為郡枝江縣都蔚劉璋所立。

　　《富順縣志》卷之一：“東漢因之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，劉璋分犍為立江陽郡縣，（富順）改屬江陽。”

　　該文獻再次證明，“尹吉甫信讒逐放尹伯奇投江”典故在漢代就已經(jīng)被官修地理志認可和記錄在冊，具有被之前歷朝歷代證實過的特性。自古至今，都沒有發(fā)現(xiàn)除江陽（瀘州）以外，或更早的其它在“長江邊”地方，有“尹吉甫信后妻讒言逐放尹伯奇投江”事件發(fā)生地的記載。

　　所以，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中記錄“尹吉甫信讒逐放伯奇”的典故發(fā)生地在江陽，具有全國歷史特定性。反過來推論，如果“尹吉甫信讒逐放尹伯奇”典故不是史實事件，只是一個民間傳說，那么作為北魏朝廷命官、地理學家、文學家的酈道元，怎么可能以自己一生的聲譽去冒險，將以上事件不加考辯就草率記載在其地理巨著《水經(jīng)注》之中呢?

　　特別說明的是，酈道元是河北人，不是四川人，他著《水經(jīng)注》是我國第一部水文地理專著。酈道元是北魏官員，考證記錄全國一千多條河流，并考證其有關人文，工程巨大，其記載是客觀可信、經(jīng)得起歷史檢驗的。

　　西漢揚雄《琴清英》、東漢蔡邕《琴操》對“尹吉甫信讒逐放伯奇”典故進行了詳細記載，并且有揚雄《琴清英》附記此典故于江陽的文獻佐證。北魏酈道元對于揚雄《琴清英》有附記“尹吉甫信讒逐放伯奇”的事件發(fā)生地在江陽進行了再次確認和輯錄。揚雄《琴清英》母本雖然消失，但其有附記江陽的佐證。其與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有關的記載，比其他任何地方相關記載都要早。而江陽以外的其它地方（如湖北房縣）的有關尹吉甫的身世文獻記載，主要都在明、清之后。

　　此北魏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記載的江陽地標名稱與當下瀘州長江與沱江交匯地地標一一對應，說明酈道元在考查研究河流及地理人文時，是非常認真仔細、客觀公正的，其確認結果也是他根據(jù)史料文獻經(jīng)過反復求證過的，世人毋庸置疑。 北魏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與西漢揚雄《琴清英》之記載，構成“尹吉甫信后妻讒言逐放尹伯奇”的史實事件發(fā)生地是在江陽（瀘州）的二重證。同時也是目前發(fā)現(xiàn)“尹吉甫信讒言逐放伯奇”事件確切發(fā)生地在江陽（瀘州）的最早的記載。

二、其它有關文獻史料

　　（1）南宋《瀘州重修學碑記》

南宋魏了翁《瀘州重修學碑記》于民國《瀘縣志》卷一，輿地志第七八頁原文掃描件

　　“古志謂瀘俗好文雅”

　　原文：

　　瀘地雖陋，上領戎、敘，下接巴、渝，士之學者自先漢之初已能駕齊魯，故古志謂瀘俗好文雅。又重以太師吉甫文武憲邦之忠，伯奇援琴履霜之孝，其所熏漬質實而近本，士生其后，理義精明，乃牧乃監(jiān)相，與為之耳目，以導之使趨。

　　譯文：

　　瀘州這個地方雖然狹小，在其上游，轄地與宜賓、敘州相連，下游接巴地、重慶。然而在這里所產(chǎn)生的文人學者，自先漢之初已能并駕齊驅于齊魯，故古志上說，瀘州世俗好文雅，又重以太師尹吉甫“文武憲邦之忠”、尹伯奇“援琴履霜之孝”。其輝光對瀘州人所熏染浸漬，品質實在而近乎本體，士人生在其后世，自然理義精明?；驗槟凉?，或為監(jiān)理官、或為臣相，讓人為之耳目一新，皆是受到這種文化價值觀的趨使。

　?。?）明·萬歷《永樂大典》

　　《永樂大典》是明永樂年間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縉、姚廣孝等主持編纂的一部集中國古代典籍于大成的類書。初名《文獻大成》，后明成祖親自撰寫序言并賜名《永樂大典》。全書22877卷（目錄60卷，共計22937卷），11095冊，約3.7億字，匯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。

　　永樂元年（公元1403年），朱棣決心修一部巨著彰顯國威，造福萬代。宗旨是“凡書契以來經(jīng)史子集百家之書，至于天文、地志、陰陽、醫(yī)卜、僧道、技藝之言，備輯為一書”。最初令解縉主持編纂（規(guī)模147人），一年后修成《文獻大成》，但朱棣親閱后甚為不滿，欽點姚廣孝擔任監(jiān)修 ，同時編纂隊伍擴大到了2196人（累計達3000多人），于永樂五年（公元1407年）定稿，朱棣親自作序并賜名《永樂大典》。全書于永樂六年（公元1408年）抄寫完畢。

明·永樂 解縉、姚廣孝《永樂大典》卷二千二百十八·四、十四 原文影印件

　　“舊經(jīng)載：吉甫，江陽人”

　　原文：

　　江《太平寰宇記》瀘江。在瀘州，按《郡國志》，瀘江水中有大闕焉，季春三月，則黃龍堆沒，闕即平。黃龍堆者，昔尹吉甫子伯奇至孝，后母譖之，自投江中，衣苔帶藻，忽夢水仙賜其美藥，揚聲悲歌，船人學之，吉甫聞船人之聲，疑似伯奇，援琴作《子安之操》在此。

　　《郡縣志》尹吉甫祠堂。在瀘州，舊經(jīng)載吉甫江陽人，然史傳無考，惟酈道元水經(jīng)載揚雄《琴清英》云：“吉甫子伯奇至孝，后母譖之，自沉江中吉甫援琴作《子安之操》?！贝耸滤?jīng)附見于江陽。令瀘多尹姓近世立祠，曰：清穆堂。

　　（3）清·康熙《瀘州志》（簡稱《瀘志》）

清.康熙《瀘州志》 卷之七·人物科第（第三冊 第6頁）與《瀘州志》 卷之十二藝文雜紀（第四冊 第2頁）手書版原文影印件（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藏本）

　　“瀘為文學之區(qū)”，“周，尹吉甫，州人。......生于瀘”

三、瀘州長江與沱江交匯地段田野調查

　　2024年12月7日上午，瀘州尹吉甫與《詩經(jīng)》調研組成員李云平與瀘州市政協(xié)文史研究員董代富（81歲）、原瀘州市二輕局退休人員唐安信、瀘州市稅務局退休人員錢淼鑫組成調研小組，到瀘州學士山下原麻沙橋長江段作田野調查。隨后又與四川省地名規(guī)劃學會于剛飛、納溪政協(xié)文史研究員陳永剛、四川荊冠律師事務所李澤勤律師等人作了相關的文獻和信息調查。

　　在唐安信先生的引領下，調查小組首先找到了“救牙沱”的具體位置，“救牙沱”是“豆芽沱”的古稱。據(jù)唐安信先生講解，以前麻沙橋是一個江邊村落社區(qū)，其中在社區(qū)中央有一條街，房子土木結構，兩邊住著村民和船工，主要是靠捕魚、船運、淘沙金等為業(yè)。據(jù)納溪政協(xié)文史研究員陳永剛講述，“琴臺霜操”典故世傳是西周末期，尹吉甫長子尹伯奇蒙冤投江的事。第一次從城南喪牙腦（今山巖腦）投江。因‘衣苔帶藻’迷糊中漂至小市麻沙橋江邊的‘救牙沱’被船工救起，蘇醒后“揚聲悲歌”。后來人們?yōu)榱思o念此歷史事件，故名‘救牙沱’。尹伯奇被救之后，在今學士山一帶滯留，“以薄荷為衣，采楟花以為食，晨履薄霜”。在山腰一大戶人家（世傳即撫琴小區(qū)位置原“達園”人家）一位千金那里借琴，在撫琴臺作琴歌《履霜操》。第二次投江是從小市撫琴渡江邊投的，據(jù)明代《永樂大典》瀘州卷記載，尹伯奇遺體在麻沙橋段長江中的‘黃龍堆’處被打撈上岸?！?/p>

調研組在瀘州小市麻沙橋江邊考查（左起李云平、唐安信、錢淼鑫，董代富拍照）

　　據(jù)唐安信先生講：“豆芽沱這個名稱解放以前就有了，這里曾是一個很大的回水沱。因時常有很多村民在此利用長江自然形成的回水水流，很多人常年在此淘洗成框的豆芽而得名。因為這個位置是一個回水沱，水流比較緩慢。唐安信先生說：“記得四十多年前，見過此江邊上?？恐芏嗟哪敬袧O船，也有運業(yè)船。”唐安信先生還描述了他曾參與過淘洗豆芽的詳細過程。

　　唐安信先生繼續(xù)說：“以前在豆芽沱旁邊，常有很多淘金者在此淘沙金?！辈⒔o我們講述了他以前親自參加過淘沙金的過程。唐安信又說：“這些含有大量沙金的河沙，是從宜賓上游的金沙江沖流下來的，金沙江的名稱就是因為江水中含有大量的沙金而得名的。”我們順著唐安信先生指引的方向，也在江邊看到還有沉疊的河沙附著在岸邊。

調研組在小市麻沙橋江邊考查（左起錢淼鑫、唐安信、李云平，董代富拍照）

　　我們繼續(xù)問他：“為什么此處有這么多河沙呢？”唐安信先生指著遠處江面講到：“是因為前方是沱江進入長江的交匯處約200米，有一個巨大的水下暗礁，叫‘牌坊石’‘石門’，當?shù)厝怂追Q‘龍牌坊’‘龍門’。江水急流攜帶者河沙流經(jīng)此處，正好撞擊在“龍牌坊”上，河沙被浪花卷攜到岸邊。以前特別多，現(xiàn)在的沙量減少了。曾聽航道部門的人說，他們曾經(jīng)因打撈需要，下潛到‘龍牌坊’去觀察過，確認是一個橫著的大型水下暗礁，并有一個貌似“巖腔”的石闕（即大闕），水流過此處都要翻起波浪。”我們順著唐安信先生手指的方向，看見兩江交匯處約200米的江面上，兩個航標船之間波濤涌動。從航標船位置往我們站立的江面，看到有很多皺起的水波紋，推斷水下有淺灘或障礙物。

四、“黃龍堆”有關文獻資料考查

清.康熙《瀘州志》扉頁.“琴臺霜操”手繪位置示意圖影印件（國家古籍保護中心、北京圖書館藏本，紅色為新添注）

清.康熙《瀘州志》卷之二·山川形勝 （第1冊 第33頁）手書版原文影印件（國家古籍保護中心、北京圖書館藏本）

　　為了廓清唐安信先生所說的“牌坊石”（又稱龍門、石門）是否就是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所記載的“黃龍堆”與清康熙《瀘州志》記載的“黃龍堆出紫金堆”位置。回頭李云平與于剛飛又考查了明代《永樂大典》相關記載，并且在明《永樂大典》瀘州卷里，查找到一張“琴臺霜操”并標注有“撫琴臺”“黃龍堆”的手繪圖，可以作為有力佐證。考其文曰：“黃龍堆，在大江之紫金堆，有大石闕。昔人沒水，見黃龍臥闕下，因名。周孝子尹伯奇投江，即此處也?！贝苏f明黃龍堆與紫金堆是兩個名稱不同并且相連著的江中礁石堆，其中也說明，大石闕就是“大闕”，是尹伯奇投江溺亡處。從《永樂大典》瀘州卷“琴臺霜操”圖標“黃龍堆”，沒有標“紫金堆”以及上述文獻記載，推論“”黃龍堆”要比“紫金大”小一些，黃龍堆下是“大闕”，那么“紫金堆”下應該就是“小闕”所在。

清.康熙《瀘州志》卷之二·山川形勝 （第1冊 第34頁）手書版原文影印件（國家古籍保護中心、北京圖書館藏本）

　　考清.康熙《瀘州志》記載，尹伯奇第一次投江，是在南城“喪牙腦”投江（“喪牙腦”又名三牙腦、三巖腦，今名山巖腦），因“衣苔帶藻”懸在漂浮的水藻上，在紫金堆（黃龍堆旁）被漁民救起。納溪政協(xié)文史研究員陳永剛先生的“世傳”信息，在此得到歷史依據(jù)的印證，又合乎邏輯和情理，看來并不是空穴來風。

　　我們又分頭到航務局和市圖書館考查了《長江上游航道參考資料》和《川江航道整治史》等文獻資料。在1981年版《長江上游航道參考資料》重慶至宜賓127頁瀘州市手繪圖上，看見大概相同位置標注有“牌坊石”（如圖）；又在《川江航整治道整治史》139頁、140頁、203頁上查到“石門”于1972年、1973年及1990年等進行過多次爆破整治的記錄。

1981《長江上游航道引航參考資料》封面影印件（瀘州市圖書館藏本）

1981《長江上游航道引航參考資料》127頁原圖掃描件（瀘州市圖書館藏本，紅色為新添注）

2024《川江航道整治史》封面及203頁原文掃描件（瀘州市圖書館藏本）

最新《長江航道示意圖》電子版（源于瀘州海事，紅色為新添注）

　　從1981《長江上游航道引航參考資料》，到2024年《川江航道整治史》和最新《瀘州長江航道示意圖》中可以看出，“黃龍堆”的地標名稱在1981《長江上游航道引航參考資料》上標注為了“牌坊石”；在2024《川江航道整治史》記載中記為了“石門”；而在瀘州海事提供最新的《瀘州長江航道示意圖》電子版中，已經(jīng)沒有“牌坊石”的記載，只標注有相隔不遠的地名“橋蹬石”。

五、調研結論

　　由以上分析和推理，得出如下初步判斷：

館驛嘴綿水口位置（2024年12月15日）實地照片及新標注

　　（一）由以上分析得出初步判斷，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所記載的“綿水”是沱江古稱，由沱江上游四大支流之一的綿遠河注入沱江。綿水發(fā)源于川西德陽綿竹縣境內的九頂山，繞流成都，再經(jīng)內江，在江陽注入長江?！对涂たh志》卷33瀘川縣：“中江水亦曰綿水，經(jīng)縣北三里，出麩金”。故《水經(jīng)注》所指的“綿水口”就是綿水流入長江的入口，即今館驛嘴到小市的沱江口?！熬d水口”即“中水”所在，即長江與沱江的分界線位置，漲水時節(jié)長沱兩江之水在此涇渭分明。

　?。ǘ┽B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所記載的“黃龍堆”就是明《永樂大典·瀘州卷》記載的“黃龍堆”，清·康熙《瀘州志》記載的“黃龍堆”，與《長江上游航道參考資料》記載的“牌坊石”是相同的地標事物，也就是唐安信先生所說的“牌坊石”，民間俗稱“龍牌坊”、“龍門”?！包S龍堆”與“紫金堆”是兩個相鄰的礁石堆，位置在小市撫琴臺下面對江段，長江與沱江交匯處200米江中，以前都是枯水季節(jié)露出江面，漲水季節(jié)即被淹沒的礁石堆。新中國成立以后，為了長江航道通行，航道管理部門就分數(shù)次采用爆破和挖船把江中的“黃龍堆”削了，形成如今水下才能看見的“龍門”。這也是最新《長江航道示意圖》電子版在原“牌坊石”處沒有標注相關地名的因素之一。

瀘州“黃龍堆”名稱的演變過程

麻沙橋豆芽沱（救牙沱）位置（2024年12月15日）實景照及標注

　?。ㄈ按箨I、小闕”，俗稱“大門、小門”。據(jù)明《永樂大典》瀘州卷記載，“黃龍堆出自紫金堆”，推斷二者是兩個相連的礁石?！按箨I”就是位于黃龍堆水下的“龍門”?！靶￡I”的位置沒有詳細記載，分析推論在大闕旁邊的紫金堆水下。前面均已經(jīng)作了證實和推論。

瀘州歸子山、歸子寺、撫琴臺原址（2024年12月15日）實景照及標注

　　（四）關于“方山”，考明《永樂大典》記載：“方山下未詳，云以瀘州山之大者為言也?！逼湓馑际牵骸般瓘姆缴较氯腴L江的地點不詳，“方山下”可能存在筆誤，原文說的指瀘州的“大山下”入江。調研組根據(jù)康熙《瀘州志》手繪“瀘州城池圖”和實地考察推論，原文或指的就是沱江進入長江的入口旁邊大山，即沱江北岸的三華山、五峰山、學士山的概稱“大山”。

民國《瀘縣志》引清代《瀘州城池圖》——救牙沱位置原圖掃描件

　　（五）救牙沱。民國《瀘縣志》引清代“瀘州城池圖”之標注救牙沱，其位置就在學士山撫琴臺下原麻沙橋江邊，即現(xiàn)在的“豆芽沱”。在黃龍堆的附近江邊。是尹伯奇第一次從山巖腦（又稱喪牙腦）跳江之后，被救起的地方。

　　總而言之，作為地理名著的北魏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所記載的瀘州地標，時隔1500年，如今其記載還能幾乎與瀘州的地標相對應，還能找出其具體的地址和演變軌跡。為此我們認為，時有世人質疑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把“尹吉甫信讒逐放伯奇”典故附記于江陽，以及否定“尹吉甫是江陽人”的言論，都是徒勞的。到目前為止，并沒發(fā)現(xiàn)全國哪里有比北魏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引西漢楊雄《琴清英》更早記載“尹吉甫信讒逐放伯奇”典故發(fā)生地在江陽的文獻史料了。如果哪位方家真有，歡迎曬出來大家共同研討！

（瀘州尹吉甫與《詩經(jīng)》調查組：吳茂華、陳善珍、孫孝蓮、李云平）

　　參考文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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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.北魏 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[M].清代校刊版.（卷三十三·8,9）

　　3.《水經(jīng)注圖》[M].楊氏觀海堂刻朱墨套印本（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）.清光緒乙巳（1905）.（江水篇 南十一卷·西七）

　　3.喬世寧.《富順縣志》[M].明嘉靖十九年.（卷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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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5.南宋 魏了翁《重修學碑記》。王祿昌,高覲光等.《瀘縣志》[M].北京.方志出版社.民國二十七年(1938).（卷第一·輿地志,78）

　　6.明·永樂 解縉、姚廣孝《永樂大典》[M].明永樂年間.（14）

　　7.清·康熙 王帝臣《瀘志》[M].康熙年間.（第三冊,6 第四冊,2）

　　8.清·康熙 王帝臣《瀘志》[M].康熙年間.（扉頁）

　　9.清·康熙 王帝臣《瀘志》[M].康熙年間.（第一冊,33）

　　10.清·康熙 王帝臣《瀘志》[M].康熙年間.（第一冊,34）

　　11.1981《長江上游航道引航參考資料》[M].1981年9月.（封面,127）

　　12.2024《川江航道整治史》[M].中國文史出版社.北京.2024.（封面,203）

　　13.《長江航道示意圖》[J].https://www.cjhdj.com.cn/

　　14.《瀘州城池圖》。王祿昌,高覲光等.《瀘縣志》[M].北京.方志出版社.民國二十七年（1938）.（17）

（完）

編輯：李永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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